编者按
企业管理是bwin必赢官网一门科学猛龙击败老鹰，东部前七继续保持，其核心是通过促进企业的绩效管理创建优质企业。全球的优秀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传承创业者的社会理念和哲学。如此，企业品牌经久不衰猛龙击败老鹰，东部前七继续保持；其对社会的影响恒久而持远。日前，就如何在两岸铸造华人优质企业及百年品牌的理论与实践，本刊专访了叶匡时教授。
叶匡时，台湾政治大学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教授、亚太公私合伙建设发展协会理事长及长风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并兼任台湾银行及太平洋建设独立董事。
叶教授是台湾大学政治系学士、美国德拉瓦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及卡内基梅隆大学组织理论博士。1991年后歴任高雄中山大学企管系主任、传播管理研究所所长、医务管理研究所所长及 EMBA执行长。2008年 5月起，先后担任台“行政院”研考会副主委、“交通部”政务次长及“交通部长”；并兼任中华航空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及桃园机场公司首任董事长。2015年 1月辞任“交通部长”，重回中山大学任教，后转任政治大学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
叶教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是组织理论、组织变革、新创企业、企业伦理与公司治理、公私合伙关系 (PPP)等。曾完成台湾港务公司、桃园机场公司、“交通部”航港局的创设；推动台湾高铁公司财务重组并倡导交通相关产业的加值转型。2013年 6月，成功使高雄港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在两岸的第一个递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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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领域的研究
东方财经：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目前您在台湾政治大学科智所任教，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最新成果有哪些？
叶匡时：应该谈不上新的成果。因为在政府工作的7年里并没有太多的学术研究时间，最近两年重回学术界，也还有很多实际工作。所以真正的象牙塔式的研究谈不上，但是这些年来我积纍了不少自己的观察。
最近我主要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一是新创企业，也就是大陆所说的创新企业。
这个问题我在政府任职时就已经开始关注。近来全球都很关注start up企业，台湾也是；大陆最近几年关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同样的议题。我主要研究的是台湾的新创企业在哪些领域可以成功，以及如何取得成功。
新创企业就运营形式而言，目前跟大陆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十多年前我研究这个领域时，新创企业乃至跨国企业，一般要从本土市场开始发展，成熟以后才向国外和全球市场拓展。但今天的新创企业就非常不同，在创始之日起，就可能已经汇集了各种跨国要素和资源的合作。例如现今台湾不少的新创企业，技术是台湾的，营销团队可能来自美国或者大陆，做公司策略的人又来自其猛龙击败老鹰，东部前七继续保持他地方。总之从创业之日起，团队就以跨国形式运作。
这与传统理论中的新创企业有很大不同，因而对创业者的技能要求也非常不同，需要创业者有国际视野。而目前台湾的创业者受限于客观情形，国际视野不够充分；本土市场容量又很有限。这两个原因对台湾本土的创业者构成了很大的限制。
我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就是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台湾叫公私合伙；大陆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关系。我的第三个关注领域是组织成长与变革，即一个组织在建立后如何成长、如何为实现发展目标而进行有效变革。
东方财经：早年在美留学时，您的硕士和博士研究方向就是公共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您认为海内外的华人社会，在社会组织与企业形态上，与泰勒一百多年前开始研究建立的西方管理学经典理论有何主要异同？
叶匡时：这个问题我们先从西方的角度来谈，以泰勒为例，他开始做管理学研究时，就强调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研究，希望发现一些规则、继而建立一个科学的体系，以促进企业的绩效发展。后来西方业界和学界对于如何建立组建公司和运作企业，都是花大力气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公司的最佳运行规律。
而我们华人社会则倾向于更加重视个人经验。当然华人社会很大，从新加坡到香港、台湾、乃至广阔的中国大陆，南北之间的差距也很大，不可一概而论。如果再加上文化的差异，在不同地区建立有效运作的组织结构，可能需要有不同的形态。但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目前还很缺乏。以大量的科学观察研究为基础而发现规律、建立最佳实践，并依此规律组建公司、实施运营的企业数量，相对而言是不够的。
此外，经由创业，创业者从自然人变成法人。在华人社会，创业者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融为一体，而这在西方企业则完全分开。当然欧美的初创公司在开始阶段也有类似的毛病，但没有华人公司这么强烈、明显。因为一旦上市或者注册成立公司，西方社会非常重视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企业的董事会即把公司利益与创业者的个人利益明确分开，以便纯粹从公司利益来设计公司的发展模式。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Uber，还没有上市，董事会就把创始人开掉了。我觉得这在华人企业是比较不可能发生的。
西方企业在上个世纪早期也有大量的不规范经营和运作，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得益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这些政策以法规的形式极大地规范化约束了美国公司的成长及其日后发展的经营运作模式。二战后全球跨国公司以美国总数为最，其管理模式也逐渐成为西方企业的主流。
在欧美企业发展史上，证监会及公司法等政府的约束和监管职能非常重要。政府的职责是建立一套合理可行的监管规则，并确保对市场中所有的企业进行有效一致的执法。这样，每个公司注册或上市之时起，就接受同一模式的监管，因而其内部结构和发展运作也能得到很大的规范化。假以时日，一个市场的公信力也就由此健全。
■ 在对企业运营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把规则和流程界定描述得越清晰，人情因素就越不重要，所起作用就越低。
东方财经：从私营部门和企业看，现代企业的绩效管理制度与传统华人社会的人情世故是否存在必然的矛盾？
叶匡时：首先, 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如果企业运营以绩效为导向，那么这与人情一定是冲突的；但问题重点在于，通过合理的管理措施和方法，二者可以达到不冲突。亦即，这个问题是可以管理的。
在对企业运营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把规则和流程界定描述得越清晰，人情因素就越不重要，所起作用就越低。但从我观察的现实情况看，在华人社会，至少台湾有这样的例子，就是私人企业老板不愿意让规则和流程太透明，因为这样会有碍于他的权力运作。因为越是透明的规则，个人的权威愈难建立。
企业规则流程越不透明，其结果就是企业运作与创业者本人的分离越来越难，甚至变得不可能。而这个分离恰恰是西方公司依法治理的关键。
当然这样的总体概括并不可取，事实上在西方概念下的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及社会和企业文化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人情世故当然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企业，这并非华人企业所特有的问题。
东方财经：企业的诚信如何管理更为有效？
叶匡时：我认为企业乃至社会的诚信建立，可能最终需要的是终极的关怀、或者说某种形式的信仰。比如社会需要达成对人道的基本的关怀，或社会成员因其宗教或任何其他信仰产生的约束而对人对己均有诚信。反观西方社会，在阅读不少著名企业创业者的传记时，可以看到在优秀的创业者内心深处，有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关怀，所以诚信才能在其经营行为中持续地体现出来。这应是他们过去一百年多年来在诚信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重要原因。
所以我认为，建立诚信社会，除了需要政府的行为和努力以外，社会的各个方面，NGO或其他的组织等都一定需要体现一种社会的价值观，才可能共同促成一个诚信社会的出现。
在华人社会，与诚信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过去的一两百年里，华人社会的传统、以及精英领导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遭受了很多内部巨变和外部带来的冲突。
以最典型的中国广阔的乡村为例，一两百年以前，每个乡村都有私塾对当地年轻人进行价值观和知识的双重培养，其职能等同于当时西方社会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清朝灭亡后，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随着西方外部势力的进入和内部社会冲突变革而土崩瓦解；但西方体制的中、小学基层教育又不可能很快地广泛建立。即便在能够建立的地区，也未必得其知识和伦理价值观双重培养的精髓方法，所以在中国社会既有的价值观流失之后，又未能建立新的广普的社会价值观、从而规范形成新的诚信体系。所以社会范围内传统和伦理的崩溃也是很自然的事。客观地看，是所有这一系列的巨变和冲突发生的太快、程度太猛烈，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来不及适应、调整并及时建立新的体系。所以，在今天社会建立诚信体系时，首先应客观、对症治理即可，无需过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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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影响社会
东方财经：目前您在长风基金会担任执行长，请介绍一下该基金会的结构与使命、您出任该机构执行长的原因，以及您在此的主要贡献？
叶匡时：长风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全部是个人和企业的捐款。基金会的董事长是江宜桦，前台湾“行政院”院长，我和其他几位董事主要是在江宜桦任内的阁员，现在均已从政府岗位退下来，另有几位董事是企业界的。基本上我们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经验、人脉和视野。
这个工作跟我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关系。我出任执行长有实际原因：一是董事长江宜桦目前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周末才能回到台湾，没有太多时间管理基金会。二是我跟他的关系应算比较密切、彼此都很了解，他知道我的实践能力不错，做事比较有效率。所以希望我来担任执行长。
有感于台湾社会的问题：一是年轻人的国际视野不足；二是台湾社会的正能量太弱，媒体和社会各方面的负能量不时显现，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来增加年轻人的国际视野，帮他们连接国际；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建立和增加台湾社会的正向能量。这是基金会的愿景和使命。
基金会今年一月才建立，但七八个月里已经举办了相当多的活动，增加了年轻人的国际视野及国际连接。例如邀请斯坦福大学的福山教授讲演。对大陆而言,邀请国际著名学者和大师来讲演，在北大和清华这类学校机会应该很多；但在台湾，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做成这件事。
最近几年，台湾跟国际社会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有些处于孤立的状态，相应地，整个社会跟国际的连接以及国际视野也变弱。这一点根据我自己在政府工作的经验来看，主要是因为台湾不能参加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非常有关系。政府官员因没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其视野和能力都受到了局限。
当然台湾的私营部门和企业不在此列，例如台塑和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都在进行国际布局和经营扩张，其国际视野毫无问题。
台湾学术界在我这一代本来不缺乏拥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但近年来受限于经费的缩减，不能聘到世界顶级的学者和教授，因而台湾大学的师资绝大多数来自台湾，这也造成学术界的国际视野有所受限。台湾的学术和高等教育所得的经费绝对值并没有缩减，但近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公共经费用途多元化、大学数量的增加，都使得高校经费的百分比在公共开支中有所下降，公立大学所得经费也因而摊薄。
东方财经：您出任台湾交通部长的原因是什么？任内您做过哪些重要的变革与革新、变革的原因是什么？效果又如何？
叶匡时：我担任公职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有关。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定要贡献社会。这也是我从小所受的影响，诸如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价值观影响了近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我在任内完成很多重大的交通建设与相关工作任务，而在组织变革方面，我完成了两项重要变革。一项是桃园机场，在我任内把这个原来的行政组织公司化，完成其政企分离，成立了桃园机场公司负责机场运营部分。此外，负责台湾四大港口的港务局原来也是行政组织，在我任内对其完成了政企分离。把四个港的港务局剥离出来，成立了台湾港务公司，使其运营公司化。
这是两项非常重要的组织变革。公司化以后的的两个公司虽然是“国营”事业，但相对行政组织而言已相当富有弹性，在业绩和运营各方面相对灵活很多。这两个变革的过程其实非常辛苦。在教学中，我个人也是把这两个案例作为教学个案来用的。
2010年变革初见成效。两项变革后效能的改进都非常明显，尤其是桃园机场，改革后效果和效能提升非常明显。我刚去交通部的时候，桃园机场一度问题重重，有客户投诉客服、有丑闻、有航班起降等等问题。我们通过政企分离、建立桃园机场公司的过程中做了很多改革，现在的桃园机场除了先天的物理条件如航站楼等无法改变，效率和客户服务在全世界的机场中都做得非常好，旅客的满意度也非常高。改革后的第三年，成效已经全部显现。
东方财经：台湾交通部长的任职经历除了服务社会以外，对您组织管理理论的形成是否有贡献？ 从台湾交通部长任职期间的视野看，台湾社会最大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你认为台湾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最大风险是什么，应如何规避？
叶匡时：非常对，我在交通部的任职经历对学术研究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管理学理论和领导力的实施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学术界是看不到的。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必须亲身经历才有体验和感悟。
实践中你才能真正明白很多问题及其深刻影响。例如人情这个因素，以前在做学术研究时我知道这是管理学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我从不知道它在公共管理的政策制定和人事决定中如此重要，有如此大的力量。必须经过亲身经历才有深刻体会。有感于此，我充分分析这些因素后，以此为内容也在香港做过讲座。我现在正在逐步思考、使之系统化，希望有一天可以就此写出一本书。
目前我不会再考虑在政府和公共部门任职。我希望有更年轻和年富力强的人来从事公共管理工作。而我自己希望回到原来的本业：教学和研究，我希望有更多时间能够读书、写一些东西。
至于台湾社会的机遇和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大、也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想说，台湾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历史机遇。大陆改革开放前，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在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党从大陆带来很多人才等等，都是台湾发展的黄金机会。此后台湾也还有过一次机会窗口，就是1990-1995年间，当时台湾有可能发展成为亚太营运中心，国际公司的亚太营运总部都能设立在台湾，还有台湾政府可以与民间企业合作大胆投资大陆的发展，但这些均已被错过。
现在这些条件都已不复存在，对台湾而言，现在应该是挑战大于机遇。
现在台湾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两岸问题。这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两岸问题如果不能有合情、合理的方式得到和平稳定的处理，台湾就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会导致包括外资投资到企业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受到影响。
■ 台湾社会的问题之一是年轻人的国际视野略显不足。
东方财经：您近年也在大陆和香港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面向未来的知识经济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从人力资源、公共管理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看，大陆、香港和台湾可互补的禀赋、资源、潜能分别是什么？各自需要改进的领域在哪里？
叶匡时：从管理学角度来看，我对香港的情况不太了解，但对大陆和台湾有以下的观察：人才方面，大陆的精英人才确实属于全球十分优秀的水平，这点毋庸置疑。大陆的人才，尤其是企业的人才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在看问题时，都有一个大的格局、气魄和国际视野。可改进的方面是：大陆目前的企业和机构管理层级结构明显，若能减少或弱化层级与权威，企业和机构内部的讨论可以更加自如，也更有利于创新。
台湾和大陆的情况正好反过来。台湾因为人口总数少，精英人才没有大陆那么多，但是市民的平均素质不算低，企业的层级也不太明显，可以比较容易地相互讨论问题。这是台湾的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企业管理者包括创业企业，其视野和国际格局跟大陆相比很不同，这也就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在国际风险投资人士看来，规模太小的创业企业就不太值得投入。若常此以往，台湾的创业企业可能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香港的优势一直在于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多年来香港专业人士的职业素质也一直是最领先的。香港应该继续保持其国际化。目前香港的新特首已选出，从组织管理角度看，应该可规划发展战略分析，例如香港2020、2030发展愿景等等。相信这些分析香港一定已经在进行，其要点是确保香港的国际化及国际领先程度，避免与内地城市同质化。一个观察是，回归以来，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的同时，近年来一般市民，例如餐馆服务生的英语程度似乎有所下降。
就挑战而言，我觉得香港、台湾和大陆三个社会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挑战，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上升渠道的流动性降低，这对未来可能形成不确定的挑战。
另外，我对于香港情况虽然还不很确定，但在大陆和台湾也已经显示，随着富二代富三代的出现，年轻人的奋斗意志、也就是某些人所说的“狼性”在减弱。目前大陆的表象还不太明显，与台湾相比，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还在积极奋斗努力向上。但国际经验显示，随着富裕阶层的出现，社会总体的奋斗力量、或说狼性会呈下降趋势。这不能简单地规之为正面或负面、好或坏，是我们需要面对、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 叶匡时认为自己担任公职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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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公私合作机制探讨
东方财经：您目前也担任亚太公私合伙建设发展协会理事长，可否介绍一下您在此的职责、贡献以及该机构的发展愿景？
叶匡时：这是我今年创办的一个机构。我对公私合作机制这个问题的研究多年前就已开始。近年来看到这一机制在大陆的发展非常迅速；台湾在几年前本来也有不少实践，但近年各界因对贪腐等问题的顾虑反而退缩不前，这也很可惜。所以我创立这个机构是想通过观察和实践，探讨寻找公私合作机制的最佳实践，以期对参与各方有所贡献。
东方财经：从实践和理论看，亚太地区的公私合作机制与其在欧美的初创模式有何异同？ 为实现这一机制对社会的贡献最大化，在亚太应如何运作？
叶匡时：世界各地的公私合作机制各有特点，不尽相同。例如 欧洲、澳洲与美国各有其运作传统。随着这一形式在亚太地区的增加，其理论和实践应可更加丰富。但总体而言，这个合伙机制中，需要企业或私营伙伴以其对项目的专业判断和绩效运营方面的有效经验来为公共或公私共同投入的资金保驾护航、促使项目成功。
■ 叶匡时认为，香港的优势一直在于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多年来香港专业人士的职业素质也一直是最领先的。香港应该继续保持其国际化。
我的观察是，公私合作机制若要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参与项目的官员的个人能力素质、以及双方在项目中的信任和信赖。二者缺一不可。
当然，项目开始前须风险评估先行，从项目的技术风险、到外部的政治风险均须以专业形式评估过关，才可能实施成功、收回成本并盈利。随着中国大陆海外投资以及“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这个领域的PPP公私合作机制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本应是私营部门的伙伴有时是国有企业，此时的项目评估可能与私营企业看待风险的标准不尽相同。在此新情况下，为确保项目成功与投入回收，这个领域的实践和理论值得新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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